湘西保靖迁陵镇酉水河畔的悬崖峭壁间，有一醒目的摩崖石刻“天开文运”，字体浑厚大气，精气神十足。该石刻以极其感性的视觉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湘西酉水流域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人文，从而成为了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镂刻在保靖人民的心底里，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打卡之地。这种空间属性极强的文化符号，熏染民众，不但教化一方，而且让目睹其风采的看客，也从中得到教训，受益匪浅，其中就有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和当代学术成就突出的历史学家沈从文，年轻的沈从文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和学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了思想的蜕变，从而为实现人生理想，从保靖走向了北京，也走向了世界。

1922年2月14日，沈从文到达保靖，从而开启了在保靖的一段非凡岁月。保靖迁陵镇所在的那座山和一条河，默默陪伴了沈从文那段青涩而又充满无数期待的生命历程，保靖的山水滋润了沈从文，保靖的文化滋养了沈从文。山是指保靖迁陵镇和对面的天塘坡，河即酉水，沈从文后来在《从文自传·保靖》中描述说，“这半年中使我亲亲切切感到几个朋友永远不忘的友谊，也使我好好的领会了一个人当他在失业时萎悴无聊的心情。但从另外一方面说来，我却学了不少知识，凭一种无挂无碍到处为生的感情，接近了自然的秘密。我爬上一个山，傍近一条河，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漫无涯涣去作梦，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这段文字，也是解读沈从文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思想形成的文化基因密码。总而言之，沈从文与湘西保靖，彼此相互成就。

沈从文常去酉水河边去看一幅字，经常流连忘返，即保靖迁陵狮子洞下这摩崖石刻“天开文运”。摩崖石刻“天开文运”，以其立体鲜明的感性形式震撼了沈从文，也熏染了沈从文的艺术气质。“天开文运”摩崖石刻，折射了保靖人杰地灵的历史，反映了保靖民众对文化的尊重，体现了保靖地方文化中的风采与骨气，寄寓了保靖地方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日后，沈从文文运大开，出大智慧、大境界、大作品，也成就为世界级艺术大家，何尝不是“天开文运”的结晶与体现。普遍而言，在自然好山好水的地理空间条件下，湘西保靖此特定空间大多会受天地之精华而来，从而会形塑出有特别内涵的文化空间，也大多会出现高质量的文化传承，使得此社会空间非同凡响，从而使得此地英雄辈出，文人代际相承。

古老的保靖即为如此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正如《白河彼岸》中所归纳的那样，“埋骨何须桑梓地，青山处处埋忠骨。历史紧要的每一个关头，都闪耀着保靖人的身影，都埋藏着保靖人的铮铮铁骨。”这就是作家对于保靖文化的高度自信。在英才辈出的土地上，其坚韧、顽强、奋斗之精神代代传递，生生不息。作家也作为湘西保靖文人之杰出代表，生命孕育于保靖，生命成长、历练于保靖，生命如花也绽放于保靖，自然而然，必然会将自己个体生命的体悟和对群体生命的未来憧憬，也审美表述于斯，这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命中注定，而正是对保靖特定文化精神的血脉传承。这里有作家在作品中的深情描述，“保靖水深水长，一条千里酉水横贯东西，千折百回，穿城而过，质地柔韧，多百折不挠、逆水行舟精神，出名人名家，赓续了保靖的文脉。”宋世兵本人及其历史文化散文作品《白河彼岸》何尝不是这种文脉赓续的结果和表现。基于此文脉赓续，在对现实的呈现与对未来的憧憬上，在人文情怀和历史理性精神的高度融合上，其关于酉水流域历史与文化的审美表述实践在散文创作方面具有典范的作用。

一、人文关怀使得作品走向崇高

任何文学作品其背后其实何尝不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在艺术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文字表述都具有崇高的精神特征。有无崇高精神属性，还得看这些文字的思想出发点，或者说得看其创作动机。凡是以个人利益之得失、以个人名利为诉求、为思想驱动力的文字，定不行亦不远。而凡立足于人类个体生命与人作为类的整体生命，以关怀天下苍生为己任，为人类的愿景而凝眸的作品，则会成为永恒，定会行之愈远，因为这些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崇高性。各种生命自有其形式，故大千世界之中生命的样式是异常丰富的。人类在实践过程中也因为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文化样式。事实上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文化样式，本身都是人类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实践的形象反映或者审美呈现，内含着特定的人类生命理念、心理蕴含和精神特征。反过来可以说，我们通过各种文明沉淀形式和文化样式去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生命规律，艺术呈现生命之真、生命之美，从而追求人类生命之美。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重要方式，艺术创作基于生命而又复归于生命，通俗的来说，生命是艺术表达的基点与起点，也是艺术创作的终点。因而在艺术创作和审美表述实践活动中，对人类作为个体和群体的生命关怀，是一位作家艺术创作精神的基本立足点，这种人文关怀，也会使得作家创作在艺术的社会功用上，更具有现实性；在精神气度上，也会更有崇高性。艺术创作有这种思想的高度作为秉持，才有艺术创作宏观视野和微观视角的结合，才有艺术各环节从容不迫的精神气度。《白河彼岸》的各个篇目中即如此，对酉水的地理空间特征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与文化进行详细介绍，有山有水，有形象不一的碉楼，有各种生命鲜活的人；有影响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带有宏观性，也有凸显生命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个体生命微观事件，基本上覆盖了保靖所在酉水流域特定文化空间中的各文化典型类型。

在对这些文化意象进行细腻的描写和文化的阐释过程中，都流淌出了作家极其浓烈的思想情感。在其艺术表述活动中，或追古抚今、借景抒情，或托物言志，或赤诚热烈，或轻描淡写，其中皆有深意。一位优秀的作家，尤其是散文大家，人文素养作为知识沉淀，家乡之爱和人类之爱等诸多情感作为心理驱动，除了这些精神层面的因素外，还得具备娴熟的表达技巧。即审美形式的创造能力，对艺术生产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白河彼岸》中作家审美建构了许多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极为深厚的空间意象来进行思想表述，比如酉水、文运楼、四方城等空间属性强烈的文化形象，甚至在对保靖人的着力刻画中，都强化了其典型性格的空间属性和历史属性。这就是作家所说的那样，“历史的风云际会，总是因人而起，因人而盛，因人而衰，跌宕起伏，荡气回肠。虽然，保靖很小，小不过弹丸之地；但是，保靖也很大，大到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天高地阔。任何一个外来人与保靖对视，都不敢等闲视之。保靖山高山大，东南有吕洞山，西北有黔山，雄峻峭拔，质地坚毅，呈硬朗、雄强气象，出大人高人，挺起了保靖的脊梁。”在艺术表达实践中，对生命、对家乡、对人类的爱，作为情感驱动进入到艺术作品之中，其驱动力量是强大的，其艺术感染力也是非常突出的。例如在其中《河非河》章节中，“改朝换代，域名更迭的背后，是无穷无尽的挞伐征战，压迫与反抗沦为社会常态，掀起一波又一波狂风巨浪，席卷一切，吞噬一切，搅得芸芸众生生离死别，哀鸿遍野。”这里有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揭示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之间百姓无比凄惨的命运，极易引发读者的共鸣。湘西深处武陵山之腹地，在云贵高原之东麓和洞庭湖平原的交接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空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也非常容易成为充满杀戮、充满悲苦的地方。在历史长河里，战争破坏力巨大，湘西老百姓的命运也缠绕于其中不可自拔，更是痛苦。诸如此类的人文关怀，在作品中还有很多或起或伏，其艺术感染力也是非常突出的，隐含着不平之气，不平则鸣，《白河彼岸》或隐或现出现了许多时而高亢嘹亮、时而低沉幽怨的不平而鸣之音。这些也见出了作家为天下苍生而呐喊的文化自觉意识。或者说，也正是作家这种强烈人文情怀和生命意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自觉意识，才是其作品崇高精神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

作品中崇高的精神特征，不仅仅基于对湘西酉水流域民众的生命关怀，也还有对此特定空间条件和历史情势下保靖社会未来的展望。这种对保靖社会发展未来的展望，得突破狭隘的个人视界，得立足湘西、中国乃至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视域。这种中国视界和人类视域的形成，也构成了此作品精神的崇高性。可以说，此作品最大的人文关怀莫过于憧憬和展望湘西保靖的未来社会发展，正是作品内隐的根本出发点，毕竟人类生命向前，社会发展也是向前。因而说，真正具有崇高精神特征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为人类的远景而凝眸的能力，从历史的缝隙中张扬处出生命的强旺，从命运的痛苦中透出生命的光亮，从曾经现实的黑暗中见出生命的希望，这何尝不是历史文化散文应该有的审美的力量。正如作品中非常诗意的描述那样，“历史的年轮一轮盖过一轮，岁月的风尘一层覆过一层，城市的背影一页翻过一页，所有的记忆坠落成泥土重重叠叠的文化层，裸露着城市曾经的丰盈与肥美。时代大潮汹涌而来，保靖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正在奋力追赶时代潮头。穿越二千多年的时光看保靖，轻舟已过万重山，人间正是艳阳天。”追古问今，作家回望历史，立足于保靖当今社会发展事实，进行无比诗意的未来憧憬，“再风光的繁华也会落尽，再激越的酉水也会无声；你的保靖，我的保靖，大家的城，你的保靖，我的保靖，大家的命；在黑夜里老去，在黎明中新生。”或许一代代生命都在走向老去，而保靖在厚重的文化传承中，在奋斗的精神中走向新生，这就是保靖的未来，是湘西的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思想指向于关爱群体生命的未来，因而此艺术作品的精神特征，本身就是高尚的。所以说，作家对保靖社会未来憧憬的视野是中国的，也是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呈现出开发态势的。

二、历史理性使得作品走向厚重

在一个思想缺乏崇高感而呈现扁平化的年代，任何倡导思想的高尚、方正和厚重的艺术表述实践，本身都具有崇高性，这颇有点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或决心，这种艺术表述实践的果敢行为体现出了鲜明的历史理性精神，具有浩然之气。作为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者，更需要突破狭小的本土视野，用理智的科学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历史与文化，这是本土作家常常需要面临的一个两难抉择，这两难抉择需要历史理性精神来作为思想导向。因为一个作家生命诞生于此，成长在此，出于厚重的乡情，很容易因为出于感性上的家乡之深爱，而失去对特定地理空间下历史与文化的理性审视和客观判断。以审美形象建构的方式来艺术理解和诠释文化的艺术家，其文化思想成熟的基本标志就是既能在宏观上历史地看待本土文化的源流和各种优势，更能客观的认知其本土文化在特定空间下形成的视域狭小、思想狭隘的各种劣势。在这一点上，此作品集的各种篇目，在对保靖地方文化的梳理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化心理，这种成熟文化心理的形成思想内核就是特定的历史理性精神。以作品中湘西“改土归流”重大社会变化为例，作家不是基于湘西长期保持高度的区域自治的主观诉求及在此基础上强化而形成的保守的文化心理，而是站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来看待此变化的。清代乾嘉年间的“改土归流”对湘西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作品是如此客观而深入的认识这种影响的，“改土归流之后，酉水初露曙光。县城、集镇百业旺，市场繁荣，全得益于上抵秀山、酉阳、来凤，下达沅陵、常德、武汉之水上交通大动脉。每天，数以百计的长短水帮船只，满载下运的桐油、硝碱、生漆、兽皮、土锦、五倍子等山货，与上输的棉花、棉纱、绸布、南杂、海味、国药、文具纸张、日用百货，川流不息，往来穿梭，开启陆远之前湘鄂川黔边境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文明转运的‘四省通衢’‘南方水上的丝绸之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旧习走向革新，从禁锢走向融合，日复一日地繁华起来。”从此段文字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出作家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体观，这种社会发展整体观如果没有鲜明的历史理性精神的照耀，是无法形成的。毕竟湘西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之下，其八百年土司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制度，依旧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也顺应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潮流，完全符合中国多民族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毕竟任何特定空间场域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社会进步都会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方向，彼此求同存异、荣辱与共，从而实现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而在历史理性精神之下，作品本土文化审美理解和诠释意识中的民族共同体发展内含也是非常鲜明的，这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基本的文化立场和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文化视野所在。

高尚的思想，是艺术作品成为经典的保证。所以艺术作品的文字之间能见出艺术家的灵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人大都有史家反思意识，现实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史为鉴。在艺术实践中则往往以各种历史经验和教训来作为现实的参照，来审美反思现实、揭示现实，从而激起改革现实的勇气和决心，这何尝不也是艺术家的理性精神所在。比如作品中《城中城》此章节里，将实在的社会现实情形和历史过往、经验教训等进行相互比照，从而以历史真相为师，进行现实的考量，“繁华容易使人陶醉，让人丧失思考和决断。繁华的背后，临河高楼一个个漆黑的窗口，就像一个个偌大的黑洞，吞噬着眼前的盛景，让人警惕。还有天桥上早出晚归的摊主，脚步蹒跚，延缓了一个城市前行的步履。也还有纤夫广场上的小摊小贩，那一双双六神无主的眼神仿佛在诉说，城市需要注入更多的动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一首顺口溜：‘某某某的电视模模糊糊，某某某的街道凹凹凸凸，某某某的下水道修修补补，某某某的自来水吞吞吐吐，某某某的电时断时续。’至今，还在民间传说。”艺术家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对保靖特定空间条件下厚重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底蕴的赞颂，更是基于知识分子的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的历史责任与担当，对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审美的揭示，其形象构造背后的思想是深刻的，其动机也是高尚的。虽然此类问题实存于特定社会空间下，大多是琐屑之事，属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微观书写。但问题微观，带有普遍性，也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在社会主义文艺生产中，这种对现实的审美反思是有力量的。这种对社会的反思与审美书写，也是值得肯定，更需要传承和发扬。毕竟，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重要方式，其根本作用就在于审美再现人类发展过程的真实状况和面貌，需要有鲜明的历史理性精神去主导人类发展中的复杂进程。人类的审美和艺术也重在表现社会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这也体现了艺术的社会功用，毕竟作为人类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精神方式，艺术应该采取审美的方法达成对人类自由之精神的呵护，这正是艺术成为艺术的地方，否则艺术就会在各种功利目标干预与主导下，失去其审美反思属性和批判的锋芒，最终就会失去自己的合法性地位。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在当今社会发展与文化现实下的精神坚守。

概言之，《白河彼岸》以保靖酉水山水地理空间形象、文化和历史等人文意象和历史影像为审美建构形式，高密度地梳理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在艺术思维上体现出了地理空间上的并时性思维和历史发展维度上的历时性思维的高度融合，在艺术精神上体现出了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厚重的历史理性精神的高度融合，这是地域题材历史文化散文的突出典范，在艺术创作实践上具有借鉴意义；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审美样式的创造与创新实践上，也极具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何小平，男，博士，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沈从文与湘西文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湖南湘西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